中國青年報4月17日報道 袁桂林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,也是農村教育問題專家。這些年,他沒少下鄉去調研各地的農村教育。一個在很多人看起來很小,甚至不是問題的問題,在這位農村教育專家看來,卻是一個大問題。
這個問題就是校車。
上學遠導致事故高發 引發農村輟學率反彈
袁桂林還記得2007年初夏的一幕:那是一個星期五的中午,他和同事在四川省康定縣農村調研。在某鄉鎮中學校門前,學生放學熙熙攘攘走出校門,校門外停著五六輛越野吉普車,在每輛吉普車旁邊都有一群孩子。經過詢問他了解到,這些孩子準備搭乘吉普車回家,車上的座位有學生坐進去了,車邊的學生是在等車開動前再上車的,因為沒有座位,提前擠進去很難受。
這幾年,他和同事在云南、河南、吉林等省農村調研時沒少看到這種情況:農用手扶拖拉機當校車現象很常見,而且車上兒童或者坐著,或者站著擁擠在一起從路上駛過。
實際上,近來各類接送學生車輛安全事故頻發,農村兒童上學交通安全已經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。根據公安部統計,我國每年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數平均在10萬以上,傷殘達50萬。2008年,12歲以下兒童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占交通事故死亡總人數的5%,車內死亡人數占所有兒童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16%。
袁桂林和他的博士后孫艷霞收集了近5年部分國內媒體披露的74宗學生上學車輛安全事故數據,通過分析發現,各年事故數量基本持平。在死亡人數中有74%是農村學生;傷殘的農村學生占40%;49%的校車事故發生在義務教育階段,50%在幼兒園。
袁桂林分析,農村校車事故頻發,從表面看,是接送學生車輛狀況不良,嚴重超載致使車輛失控,車輛駕駛員操作失誤,接送學生車輛監管不力、道路濕滑導致事故發生等。
“實際上,深層原因是安全事故責任主體不明確,家庭和學校之外存在責任空缺,教育部門無力承擔責任;而校車認證、執行、管理和監督體制未建立;農村學校"以縣為主"的管理體制改革后,沒有建立替代性制度彌補農村教育經費不足。”袁桂林說。
在這種情況下,撤并小規模學校和建立寄宿制學校成為地方政府的現實選擇。然而,由于多種原因,農村寄宿制學校管理和運行面臨諸多困難,布局標準單一,忽視上學距離和安全標準。農村家庭支出教育成本負擔過重(交通費、伙食費、住宿費等),只能選擇低等級、不合格的運輸車輛,致使安全事故高發。
華中師范大學的一份調查顯示,很大比重的農村學生不喜歡寄宿制學校,上學路途遠已經超過經濟貧困、學習困難,成為農村兒童輟學的第一原因。
“農村學生上學遠導致事故高發,進而引發輟學率反彈。”袁桂林說。
更靈活的校車制度 可避免“空殼學校”
按照國際慣例,解決學生上學遠的問題有兩個途徑,一是發展校車,二是寄宿制。袁桂林說,相比而言,一般都會優先發展校車,因為成本相對低,也比較靈活。
很多國家的教育網站上都有相應的校車安全條例、政策和招聘校車司機的規則。在國外考察時,袁桂林特地關注了校車和校車司機。在美國,校車司機是職業目錄里面的一個獨立工種。中國的職業目錄里有動車組司機,但是沒有校車司機。
校車司機是個特殊的職業,不能與一般的司機混為一談,在美國做校車司機要查祖孫三代的誠信記錄。與其相關的是,校車有獨立牌照,有了這個牌照才有資格拉學生。校車本身有一系列的安全標準,比如說,司機駕駛艙手機信號要被屏蔽,車體的外面都有寫著stop的牌子,當校車要停在一個位置,就把這個牌子支起來,前后都不可以超越。
“這些事情,國家不來協調,誰能做呢?”袁桂林問。他曾經參加過幾次相關會議,校車問題最大的難點是沒有責任主體。現在的情況是學校負責完成教學任務,把孩子送出校門。至于孩子上什么車,就不是學校的事兒了。
也有人說,中國國土56%是山地,地形、道路不適合發展校車。袁桂林不認同這個觀點。在他看來,這種意見沒有道理,校車不是往山上跑,而是在山區道路上行駛。
校車的問題在農村尤甚。一般而言,農村校車車況不太好,有的是農用車,有的村子用手扶拖拉機接孩子,單程一人一元。如果每天這樣積累下來,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。
2007年,國家相關部門出臺過校車標準,今年又作了第二次規定,要求校車安裝黑匣子,增加安全帶。但是這兩項措施如何落實,卻沒有強調。“從歸口來說,是交通警察管理。在有學校的地方,交警人手往往比較少,他們更多地集中在繁華市區和主要街道。農村更沒有人管理。這是監管部門的缺位。”袁桂林說。
“政府關注寄宿制是對的,但是我們要兩條腿走路,也不能忽視校車。國家不能僅僅關注寄宿制學校建設,校車系統建設也要提上議事日程。”他說。
袁桂林建議,一方面要盡快完善現有的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,配備專門管理人員和生活教師;另一方面,建議率先在農村地區開通公益性的免費校車。
建立校車系統主要有六點考慮。袁桂林說:第一,在農村生源減少的情況下,校車比建設寄宿學校更為靈活,可進可退,可以有效避免寄宿制學校的宿舍建成后又出現“空殼學校”的資源浪費。第二,校車系統可以緩解目前農村比較擁擠的寄宿制學校的壓力。第三,減少家庭教育成本,解除家長接送學生的負擔。第四,解決農村教師的通勤問題和降低社會成本。第五,“村村通”工程實施以來,農村的道路建設已相對完善,為開通校車提供了可能性。第六,我國現已具備相關專利技術,能夠生產符合兒童身體特征的低碳、環保、高科技、標準化、信息化的專用校車,保障學生安全。
“校車系統的生產、運營、管理與監督各環節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扶持,而政府必須出臺相關制度以規范校車良性運營,由被動管理走向主動監督。”袁桂林呼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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